2025年3月21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宝山到访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为中心师生带来了题为“明清思想的变换与近代思想的展开”的讲座，深入探讨了明清之际多种形态学术的纷呈变换与其后中国近代思想的揭幕与纵深发展过程。

孙教授将讲座的主题分成三个部分，逐一讲解了“明清思想的变换概述”“黄宗羲与明清思想的变换”以及“近代思想的展开”。讲座伊始，孙教授首先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应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中西文化开始发生碰撞交汇，其后虽然出现中断，但起点还是应该追溯到这一时期。随后，关于上述各部分内容，他分别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讲解。

一、明清思想的变换概述

首先，孙教授对明清思想的变换作了总体概括。明末清初是个剧烈动荡的历史时代，也是一个多种形态学术纷呈变换的具有创造性的时代。所谓变换包括变化和转换两方面含义，变化是指明末清初思想出现了经史学与经世学的兴起、中西学术的交汇、程朱理学的复兴、阳明心学的更新、张载气学的发展、反理学思想的形成等多样变化，转换是指明末清初的学术经过上述多样变化到清朝中期最后转换为重视经史研究、忽视现实问题的考证学，考证学在清朝末年随着内外危机的不断加深又被“经世思潮”“改革思潮”所冲破，中国近代思想由此而揭开了序幕。

关于经史学与经世学的兴起，孙教授指出，经世学指的是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包括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等方面的内容。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断加深，整个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人们谈论心性的热情大为降低，一些有志之士转而致力于政治、民生、军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迫切希望能够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使经世学成为时代风尚。在此之前，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建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东林人士既谈心性学也讲经世学，表明以治理国家、安定天下为直接指向的经世学开始兴起。其后，江浙各地结成的会社联合组成复社，打出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尊遗经，砭俗学”“表彰六经，裁量子史”的旗号，从而将经史学与经世学结合起来。明末经世学风形成的标志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完成的《皇明经世文编》，该文编由陈子龙等人编辑，内容遍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民生、教育、历法等各个方面，堪称明代的经世百科全书。

孙教授特别强调，经世学风延续至清初后，黄宗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明夷待访录》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突破，而且许多方面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也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代表了明末清初经世学的最高成就。

关于明末清初中西学术的交汇，孙教授指出存在中西双向互动的状况，不但西学影响了中学，中学反过来对西学也产生了影响，体现在哲学、宗教、数学、天文、历法、火器等诸多方面。

明朝中后期，有很多欧洲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把西学也带入中国，其中就包括哲学。他们在与中国的士人翻译西方的哲学书籍时曾将“费禄苏非亚”一词译为“理学”“格物穷理之学”，这是用中国固有的名称来理解“philosophy”，后来又出现了“爱知学”的译法，“爱知”即“爱智”，将“斐录琐费亚”译为“爱知学”是符合其原义的。西学的传入激发了中国士人研究自然科学的热情，方以智、黄宗羲、黄百家、陈訏等受到耶稣会士汤若望等的启发，对数学、历法、天文、物理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带动了其他学人投入到此方面的研究当中。黄宗羲还主张在科举取士中加入“绝学”一项，为从事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冷僻学科研究的士人提供出仕的途径，他已意识到西方火器技术精良、威力巨大，所以对火器予以了特别的重视。

关于中学对西学的影响，1687年，耶稣会士柏应理将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大学》《中庸》《论语》加以编辑整理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把孔子塑造成遵从理性、敬奉上天、追求美德的哲学家，以调和基督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后来，法国启蒙运动先驱、怀疑论哲学家培尔以儒学为依据来批判基督教、倡导无神论，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将儒家的伦理学作为能够证明道德和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同样是可能的一个例证，他还将此作为其哲学的确证并结合此种异教学说来反对当时的主流神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以儒学为依据来倡导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批判基督教会之间的血腥纷争。

此外，孙教授还对明清时期理学思想的变化与反理学思想的形成作了讲解和评价。在理学思想变化方面，陆陇其、张履祥、张烈等主张独尊朱子、消灭异学，代表了程朱理学的复兴；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吸收程朱理学的工夫，对阳明后学空想本体的流弊予以纠正，代表了阳明心学的更新；王夫之则以张载为孔孟正传，代表了气学的新的发展。在反理学方面，顾炎武、潘平格、颜元、李塨、戴震既反对陆王心学，也反对程朱理学，尤其是戴震消解了理学基本的观念和修养方法，使其失去了存在的理论基础。

二、黄宗羲与明清思想的变换

在第二部分，孙教授着重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进行了讲解。关于政治社会的起源，黄宗羲认为，人类产生初期，处于“无君”的社会状态，人们作为个体而活动，自我管理，自我满足，没有人把各个分散的个体结合起来去应对群体共同的利益和弊害，从而使“无君”社会无法成为完善的社会状态，从事群体公共事务的君主的出现成为每个个体的共同需要，于是某一个个体主动站出来，暂时将私人事务放到一旁，专门从事群体的公共事务，人类结束了“无君”社会，进入了君主从事公共事务、个体从事私人事务的政治社会。关于君主的产生，儒家传统上存在着“君主天命说”，黄宗羲根据他的政治社会起源论对此作了重大突破，提出了“君主职能说”，认为君主不是由“上天”所命，而是为适应个体的共同需要、弥补“无君”社会的个体分散、公共关系缺失的不足而产生，君主的职能在于放弃私人事务、专门从事群体的公共事务，为群体兴办公利、消除公害，以使个体更好地自立自足。在君主与国家的关系上，黄宗羲批判“君国一体说”、主张“君国相分说”，他将国家、民众与君主、政权区分开来，认为国家是民众公共利益的体现，而不是君主个人的私有物，官员和君主一样都是为了民众而从事国家的公共事务，而不是为君主的私人事务服务，政权的更迭并不代表国家的治乱，民众的利益是否得到了满足才是国家治乱的标志。

孙教授特别指出，黄宗羲的政治社会起源论是以自我管理各自事务、自我满足各自需求的无君社会作为起点，这也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自由状态，与洛克、卢梭所说的人类产生以后作为个体原本就享有自由的自然状态相当。为了有效防止君主及官员利用从事公共事务的便利谋求自我满足而不履行职能、甚至超出公共事务领域侵害个体的私人事务，黄宗羲又提出了权力制约论，主张以“宰相制”制约君主权力、以“学校制”制约行政权力、以“方镇制”制约中央权力。这些理论是从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向近代的民主体制转化的重大问题，黄宗羲比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相关理论的提出要早很多年，而且黄宗羲除了传说的禅让制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参照的前例，而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则有古代的希腊民主制、罗马的共和制、中世纪的英国议会制尤其是英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作参照，由此而言，黄宗羲的突破性和创造性要超过洛克、孟德斯鸠。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不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在世界的分权制衡理论中也应有其独特的地位。

三、近代思想的展开

孙教授在这一部分讲解中指出，明末清初多种形态的学术到了清朝中期最后转换为重视经史研究、忽视现实问题的考证学，考证学在清朝末年随着内外危机的不断加深又被“经世思潮”“改革思潮”所冲破，在中西思想的碰撞交汇中，中国近代思想揭开了帷幕并不断向纵深发展，为中国的变革提供了动力。清末关注现实问题、谋求革除弊政的“经世思潮”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明末清初“经世学风”的影响，魏源自觉地继承了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精神，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从而拉开了“经世思潮”的序幕。以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改革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以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等为代表的“共和革命”都受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更是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加以案语、节抄印刷、广为散发，对“维新变法”和“共和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到1921年，胡适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周年还发表了《黄梨洲论学生运动——学生干政是三代遗风！》一文，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学校》提出的学校议政理论为依据替学生运动进行辩护。

在讲座的最后，现场师生踊跃提问，孙教授热情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从自然状态、分权理论、科学精神到孟子与黄宗羲的思想比较以及黄宗羲政治思想在历史上所遭遇的挫折，他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解答。孙教授还对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交流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当在承接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的互鉴共进。孙教授凭借其渊博的学识，给在座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而又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也引发了更多对于中西文明互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