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7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震中教授受邀开展了以《都邑（城市）乃文明与国家形成的共同物化标志》为主题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副主任李发教授主持，现场反响热烈。

王震中教授首先对文明形成标志的经典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与反思。他梳理了摩尔根、恩格斯的“文字说”，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文与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暴露了该学说因考古局限性在中国的应用困境；分析了柴尔德“城市说”、克拉克洪“三项因素中任意二项说”及我国20世纪80—90年代“三要素说”的局限性，认为这些理论难以适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同时探讨了“阶级”说、“国家”说和“中国方案”说等观点的优劣，指出“国家”说存在“标志套标志”的理论难题，“中国方案”说则存在概念关系界定不清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王震中教授提出一个核心观点：都邑（都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物化标志，即“都邑说”。他从五方面阐释理由：其一，避免“国家”说的理论拐弯，聚焦文明社会的综合物化形式；其二，契合中国古代“有国就有城，建城乃立国”的历史特点；其三，都邑是文明与国家的连接点；其四，都邑作为多种文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体，是文明要素的集中物化；其五，符合世界文明起源“共同性与多样性统一”的认知。他进一步区分了“都邑”说与柴尔德“城市”说、传统“三要素说”的差异，强调都邑作为综合体对各类文明要素的包容性，而非机械并列。

在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中，王震中教授讨论了恩格斯的经典观点，即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为“阶级的存在”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认为这符合中国古代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长期同构的历史实际。他同时谈到了“四级聚落等级论”的局限性，指出聚落等级划分的主观性与地域差异性，强调国家形成的实质在于强制性权力结构与阶级分化的存在，而非聚落等级的数量。

最后，王震中教授论证了都邑成为文明与国家共同物化标志的内在逻辑：都邑的城墙、宫殿等建筑体现了行政权力与人力调配能力，内部的阶级分化、手工业发展反映了国家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西周金文“国”字的构形与先秦文献中“国人”的概念，更从文字训诂角度印证了国都与国家的象征关系。他强调，都邑既是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存在的直观物化，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清晰的标识。

在讲座尾声的50分钟互动环节中，王震中教授以宏阔的文明史观为框架，围绕学生提出的系列问题进行回答，诸如“都邑与文字相互作用的关键机制”“古希腊城邦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多等级部落体系都邑形态与早期国家形态的内在关联”，以及“文明与国家形成的物化标志（如城市、文字系统）与非物化标志（如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核心问题。通过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与考古学、历史学交叉研究的方法，王震中教授不仅厘清了各个问题间的逻辑关联，更揭示出早期文明发展中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路径。其阐释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兼具方法论启示，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观察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新维度，对深化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拓展世界文明比较视野具有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