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多亚主义——
理智的探索之旅
斯多亚主义根植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但其历史征程真正始于苏格拉底逝世近百年后——西提姆的芝诺在承袭该传统的同时，广泛吸纳多元思想养分，由此开创学派并见证其兴衰沉浮。随后的中世纪虽表面呈现漫长沉寂，但斯多亚主义的哲学影响实则通过诸多难以溯源的渠道持续延绵。至近代，斯多亚主义重归哲学主流视野，自此始终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想源泉绵延至今。
在上世纪中叶，马克斯·波伦茨（Max Pohlenz）在一本书（这本书的价值总是受到当时和当地文化力量的限制［Pohlenz 1948］）中将该学派描述为一场“思想运动”（intellectual movement）。然而“思想运动”这一表述，确实捕捉到了斯多亚主义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与变幻莫测的形态特征。这一隐喻所蕴含的能动性固然恰切，但我更倾向于将其比喻为一场特殊的思想旅程。首先，学派自身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脉络充满迂回曲折，缀以繁复的叙事华彩与不可思议的关联，但最终都朝着一个可理解的结论前进。其次，重溯斯多亚派思想史本身即是一场哲学史的探险。对初学者而言这趟旅程危机四伏，需要如奥德修斯（Odysseus）那般兼具多重才略的向导——其“足智多谋”（polutropos）的称号正昭示着探索者所需的本领。第三，对于那些在智识层面或道德想象中被斯多亚主义核心思想吸引的读者而言，与斯多亚主义的持续对话，将淬炼哲学直觉，挑战想象与分析能力，最终引向严肃的哲学抉择——这些抉择若被认真对待，将决定一个人选择如何度过此生。
《剑桥斯多亚学派指南》旨在为各类读者探索斯多亚主义提供助益——无论您是初次涉足此领域，抑或已积累相当学识。参与撰写的诸位作者皆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其思想风格与文笔特质各不相同，恰如斯多亚派哲人群体自身的多元性。笔者期冀，《指南》所汇聚的多元视角与研究方法，能为读者带来切实裨益。
鉴于本书旨在系统梳理完整哲学传统而非仅聚焦某位思想家，因而编纂体例颇具特色。开篇两章勾勒该学派在古代世界的发展轨迹：大卫·塞德利（David Sedley，第一章）带我们领略该学派的创立到它的终结，即在传统古代意义上它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生命的终结，克里斯托弗·吉尔（Christopher Gill，第二章）接续该故事，带我们走过罗马帝国时期，一个通常被认为在哲学上缺乏创造性的时代，但矛盾的是，这一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斯多亚学派的主要现存文本。因此，这也是塑造近代人们对斯多亚主义的理解的决定性时期，当时的哲学家们还没有接触到我们现在所依赖的早期斯多亚主义的历史重构。
本书的核心部分是一系列关于斯多亚学派体系内主要主题的章节。我们从认识论（第三章，汉金森［R.J.Hankinson］）和逻辑学（第四章，苏珊娜·博比锡恩［Susanne Bobzien］）开始，在这两个领域，斯多亚主义的哲学影响极为深远。古代斯多亚主义创生了古代世界最具影响力（也是最有争议）的经验主义，该学派的第三任领袖科律西波（Chrysippus）的逻辑学是该学派最伟大的智识成就之一，尽管其独特价值直到现代命题逻辑（而非词项逻辑）发展起来后才得以彰显。当然，自然哲学建立在宇宙学和物质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第五章中，迈克尔·J.怀特（MichaelJ.White）建立了一个解读后续三章的框架。神学（第六章，凯姆佩·阿尔格拉［Keimpe Algra］）、决定论（第七章，多罗西娅·弗雷德［Dorothea Frede］）和形而上学（第八章，雅克·布伦施维格［Jacques Brunschwig］）共同构成了自然哲学的完整议题，并以各自的方式开辟了斯多亚主义为后世数百年设定议程的哲学领域。然而，伦理学作为斯多亚学派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有争议的（一如人们对一个学派可能期待的那样，其传统可以追溯至苏格拉底）；本书分为两章，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对这一主题进行讨论：“伦理学”（第九章，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Malcolm Schofield］）和“道德心理学”（第十章，塔德·布伦南［Tad Brennan］）。
至此，人们可能认为关于斯多亚派哲学，标准的三分论述已然完整，因为逻辑学、物理学与伦理学的主要主题均已涵盖。但斯多亚主义对其自身边界之外的知识生活也有深刻的影响，本书另有三个较短的章节探讨了斯多亚主义与医学（第十一章，汉金森）、古代语法和语言学（第十二章，大卫·布兰克［David Blank］和凯瑟琳·阿瑟顿［Catherine Atherton］）以及天文学（第十三章，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 Jones］）之间的关系。在各章中，相关古代科学领域的权威史学研究者，结合当下斯多亚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上述各领域中部分过于夸大的（相互）影响论断，进行了质疑、修正或审慎化处理。
最后，《指南》以两章结尾，旨在让读者对未来探索的可能性有所了解。人们经常讨论斯多亚主义对后来思想的影响，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对古代斯多亚主义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乃至许多在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必须重新审视。关于斯多亚哲学在中世纪的影响，研究现状仍处于较初步的阶段，尚难撰写可靠的指南，但是，关于古代斯多亚主义对近代哲学之影响的重要重估已经开始涌现。第十四章（“斯多亚学派的自然主义及其批评者”，艾尔文［T.H. Irwin］）提供了一个有针对性的案例，研究从斯多亚模式到近代巴特勒（Butler）对伦理自然主义的哲学反应。类似的研究也可以在哲学的其他领域进行，但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安东尼·朗（A.A.Long）的第十五章，“哲学传统中的斯多亚主义”，则以宏阔视野，为探寻这些可能性提供了恰当的路径指引。朗对斯多亚主义在近代的历史影响作出了全面评析，涵盖了斯宾诺莎、利普修斯和巴特勒等人，为直至康德时期的纵深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整个《指南》中，读者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哲学方法，从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对伦理学的反思探索，到苏珊娜·博比锡恩对逻辑学的权威阐述。作者们一直被鼓励以最适合他们主题的方式写作，最终呈现出的文风与思路，恰如斯多亚派传统自身的发展路径一般，丰富多样。同样，没有人试图为作者们强加一套统一的哲学或历史预设，这一点在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如何影响早期斯多亚主义的分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塞德利倾向于弱化这种影响，而怀特与弗雷德则认为，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有着更为直接的回应。他们认为学派的早期领导者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反应更加直接。在不同作者对古代斯多亚学派创造或使用的一些更特殊的专业术语的处理中也会发现类似的变化，因为任何此类术语的最佳翻译都由作者的解释所决定。以斯多亚学派伦理学中的“恰当之举”（kathêkon）一词为例。在第十章中，布伦南解释却没有翻译它；塞德利将其描述为“恰当的行动”（proper action）；吉尔描述为“适当的”（appropriate）或“合理的行动”（reasonable action）；汉金森称之为“合适的行动”（fitting action）；布伦施维格继朗和塞德利（1987）之后提出“恰当的功能”（proper function）一词。在这类情形下，作者均标注了原文专业术语，方便读者在不同章节中对照追踪同一概念。读者在这本《指南》中必然会发现诸多主题的重叠与交织。古代的斯多亚学派（正确地或错误地）以其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而自豪。该学派在教授哲学三个部分时所特有的“混合阐述”（blended exposition,DL7.40），在任何关于其思想的现代探讨中都必然得以延续。
读者应当注意，在这本《指南》中发现的各种解释是该领域学术现状的典型代表。在研究古代斯多亚主义的专家中，几乎不存在正统的观点——鉴于我们所掌握的该学派早期历史文献状况，这是完全恰当的。但是，尽管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没有一个标准的“路线”，但人们已经就有助于研究斯多亚主义的最重要因素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就像他们对任何过去的哲学运动所做的那样：理解它的资料来源，影响它的外部历史，以及需要探讨的的重要主题。这种日益增长的共识反映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这是本书的读者应该知道的。本书无意提供进阶阅读指南——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是在这里指出一些读者都想知道的关键资料。详细书目见第十五章之后。
关于该学派在希腊化时期更全面、更具权威性的论述，可参阅《剑桥希腊化哲学史》（Algra et al.1999），该书在系统阐述同期其他哲学流派的整体语境中展开讨论。原始文献的英文译本散见于各种文集及其他出版物中，对于仅能阅读英文的读者而言，其中许多资料可能难为所用。但有两种文集尤为实用：一是朗与塞德利（1987）编纂的文集，其中包含大量哲学探讨；二是英伍德与格尔森（1997）的选译本。在希腊化哲学领域已有多部极具影响力的论文集问世，例如斯科菲尔德等人（1980）、斯科菲尔德与斯特莱克（1986）以及布伦施维格与努斯鲍姆（1993）编纂的文集。布伦施维格（1994a）、朗（1996）与斯特莱克（1996a）的论文合集亦是研读精微论辩的绝佳资料。然而，对于初涉此领域者而言，要想在斯多亚主义的一手文献与二手研究间找到门径，唯一途径终须亲身潜入——而本指南的宗旨，正是让这场思想深潜比独自探索时更引人入胜，亦更少险阻。
我希望许多读者发现此番深入研读是值得的；若果真如此，作者和主编的努力就不会白费。斯多亚学派哲学是多重智力挑战的奇妙融合。它将奖励那些对思想的历史演变最感兴趣的人，但它将给那些关注斯多亚主义中许多仍具挑战性的哲学问题的人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这些问题要么是第一次被提出，要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发展。像劳伦斯·贝克尔（Lawrence Becker, 1998）这样的人也得到了嘉奖，他们相信，对于理性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种根本的斯多亚学派的方法值得在这个千年中继续探索和发展，就像过去三千年一样。
作为主编，我承认我多有亏欠。一是对后面各章节的作者。在本书漫长的筹备过程中，他们始终真诚协作，投入大量时间与思考以保障全书质量，常常为此牺牲个人与工作上的便利。罗德尼·阿斯特（Rodney Ast）专业的协助使我能够在比我原本希望的更短的时间内准备好最终手稿。编辑工作的财政支持来自加拿大政府的加拿大研究首席计划和加拿大社会科学和研究理事会。我特别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耐心和灵活性（以及允许收录安东尼·朗的章节，这一章也出现在《希腊化时期和近代哲学》［Hellenistic and Early Modern Philosophy］中）。
但我亏欠最多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妮可·沙雷（Niko Scharer）。这本《指南》编写于我们生活极为繁忙的一段时间，一段更多为烦扰和活动所困，而非与斯多亚学派的宁静（tranquillitas）相适应的时间。如果没有她对一个经常缺席的家庭伴侣的宽容，这本斯多亚学派的《指南》可能永远不会完成。
布拉德·英伍德
2002年6月于多伦多
